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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欧围绕国家内部的周期中的“第五阶段”与“第六阶段”进行分析。根据达利欧的总结，第五阶段正是财政恶化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前夜，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周期中具有关键意义，美国正处于这一阶段。
当地时间周一，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发表长文——《内战？》。
达利欧围绕国家内部的周期中的“第五阶段”与“第六阶段”进行分析。根据达利欧的总结，第五阶段正是财政恶化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前夜，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周期中具有关键意义，美国正处于这一阶段。
达利欧总结了引发重大内部冲突的“有毒组合”，包括：国家与民众处于财政困境（如债务与未偿义务庞大）；社会内部存在巨大收入、财富与价值观差距；遭遇剧烈的经济冲击。
这些“毒性混合”通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以下因素出现得越多，发生严重冲突（如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包括：社会矛盾激化，富人与穷人之间缺乏共情与联系；政治极化、中间派式微，民粹力量崛起；官僚主义横行，有效改革难以推进；媒体失真，真相丧失，信息被操控用于斗争；法治弱化，人们更关注情绪与立场，规则被弃；暴力抗议频发。
文章强调，解决之道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强有力的和平改革者。国家要避免灾难性崩溃，就必须在第五阶段发力，推动真正有效、全民受益的改革，实现更公平的财富与机会分配，保持社会凝聚力。这种领导人需要具备团结全社会的能力，而不是激化对立。
达利欧告诫，不要盲目相信“这不会发生在我们这里”。成功的国家，是那些能在周期中不断自我修复、不断适应变化的国家。
达利欧的最新文章，正值洛杉矶动荡升级之际：
据新华社报道，加利福尼亚州政府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发布的总统备忘录和美国防部据此调遣加州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地区的命令违法，并请求法院撤销相关命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公开支持逮捕加州州长纽森的建议，称派遣国民警卫队是很好的决定，不想发生内战。
以下为达利欧最新发表的万字长文，部分内容有删减
看到如今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在看一部我已经看过很多次的电影。我的视角来自于我作为一名全球宏观投资者超过50年的经验，以及我对过去500年历史的研究。
在我2021年出版的《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则》一书中，我描述了一个模板，可以用来与实际发展进行对照，从而帮助理解世界秩序是如何演变的。我还解释了那些推动世界秩序变动的大周期中，永恒且普遍的因果关系。这个模板让我相信，货币体系、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有很大可能会出现趋同式的崩溃。不幸的是，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正与这一模板高度吻合。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帮助你从我提出的这个模板的角度来理解近期的发展，尤其是如何理解国内秩序的瓦解（我将其描述为某种形式的“内战”，不过这不一定意味着人们会互相残杀）。
本书第五章描述的是“内部秩序与混乱的大周期”。这一过程以一个包含六个阶段的大周期展开，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征。考虑到目前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洛杉矶的骚乱正在被特朗普总统出动国民警卫队镇压，我认为现在正是提醒大家这一模板的合适时机。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整个周期和这六个阶段的全部内容，你应该阅读完整的第五章。那部分内容太长，不适合在这里展开。但因为我相信我们目前正处于第五阶段，也就是“内战前阶段”，所以我将分享我对这一阶段的描述，以及第六阶段，也就是“内战阶段”的内容。
我相信这些内容是对未来可能发生情况的良好指引。像往常一样，我欢迎你提出任何问题或评论。
第五阶段：当财政状况恶劣且冲突激烈时
大周期中最核心的影响因素是债务、货币与经济活动。我在第3章和第4章已详细论述此循环，故此处不再赘述。不过，要理解第5阶段，需明白其衔接在第3阶段（和平繁荣、债务与信贷环境良好）与第4阶段（奢靡堕落、条件开始恶化）之后。本过程最终走向最痛苦阶段——第6阶段，即资金耗尽，通常伴随革命或内战爆发。而第5阶段正是财政恶化导致阶级冲突爆发的前夜。不同领导人及各群体如何处理冲突，将决定国家是否能和平变革或走向暴力。
现今许多国家已经显现这种趋势。那些财政健康（收入高于支出，资产大于负债）的国家状况相对良好；反之则处境危险。他们会想从经济更稳健者那里“拿钱”。而问题关键在于：财政好的比起财政不好的是少数，多数处于恶劣状态。
这种现状的不均，正是当前各国、各州、各城市、各公司乃至个人在诸多方面（例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以及整体福祉）产生差异的主要推动力。同时，各国在面对这些压力时的文化反应也存在显著差异，有些国家倾向于以更和谐的方式应对，而另一些国家则更倾向于对抗。
由于第5阶段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周期中具有关键意义，而且许多国家（最重要的是美国）正处于这一阶段，我将花些时间详细阐述这一阶段中的因果关系机制，以及在观察其演变时应关注的关键指标。随后我将更具体地讨论美国当前所处的状态。
经典的“有毒组合”
引发重大内部冲突的“有毒组合”包括：
国家与民众处于财政困境（如债务与未偿义务庞大）； 社会内部存在巨大收入、财富与价值观差距； 遭遇剧烈的经济冲击。这种多重因素的汇聚通常会带来混乱、冲突，甚至是内战。经济冲击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灾害（如疫情、干旱和洪水）以及战争。这种冲击就像一次金融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发生时的财务状况（用收入与支出、资产与负债的关系衡量）就像是缓冲器。收入、财富和价值之间的差距越大，系统的脆弱性就越高。
当金融问题发生时，通常首先冲击的是私营部门，然后是公共部门。因为政府绝不会让私营部门的金融问题拖垮整个系统，政府的财务状况才是关键。当政府失去购买力时，就会发生崩溃。但在崩溃发生之前，会出现大量围绕金钱和政治权力的争斗。
通过研究50多次内战和革命，可以清晰地看出，内战或革命最可靠的领先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与巨大的财富差距并存。这是因为当政府失去财政能力时，它就无法资助那些必须被救助以维持系统运转的私营实体（如2008年底美国等政府所做的那样），也无法购买所需物资，更无法雇人完成必要工作。政府失去了“权力”。
处于“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借贷和支出能力丧失的领先指标、也是进入“第六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是政府巨额的赤字，是政府赤字庞大，债务超出除本国央行外其他买家的购买意愿。当不能印钞的政府不得不加税并削减开支，或者可以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并买入政府债务时，这个领先指标就被激活了。
具体而言，当政府资金枯竭（即赤字庞大、债务高企、融资渠道枯竭）时，可选择的余地极为有限：要么大幅加税和削减开支，要么大量印钱，从而导致货币贬值。有印钞能力的政府通常都会选择印钱，因为这是相对“无痛”的路径，但这会让投资者逃离贬值的货币与债务。不能印钞的政府则必须加税与减支，这会导致富人逃离，因为他们难以忍受更高的税负和服务的丧失。如果这些不能印钞的地方本身又存在严重的财富不平等，最终往往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
撰写本文时，这种晚周期债务动态正出现在美国的联邦和州层面，其主要区别在于：州政府无法印钞还债，而联邦政府可以。联邦和许多州、市政府都面临赤字庞大、债务沉重和财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而美联储拥有印钞能力。美联储印钱并购买联邦政府债务，可以资助支出远大于收入的联邦政府。这虽然在帮助联邦政府及其扶助对象，但也让持有美元和美元债务的人在实际购买力上遭受了巨大损失。
那些财富差距最大、债务最重、收入下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城市、州和国家）最可能爆发冲突。有趣的是，美国那些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债务最重、财富差距最大的地区，例如旧金山、芝加哥、纽约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面对这些情况，要么必须削减支出，要么必须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接下来的问题是：由谁来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费用，是“富人”还是“穷人”？显然，不可能是穷人。削减支出对最贫困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因此必须对有支付能力的人征收更多税款，而这也加剧了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但当富人意识到他们将被征税以偿还债务和弥补赤字时，他们通常会选择离开，从而引发“空心化”过程。目前，这正在推动美国一些州之间的人口迁移。如果经济状况恶化，这一过程会加速。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税收周期的发展。
历史表明，在财富差距大、经济状况糟糕的背景下加税和削减支出，是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最强领先指标。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变动未必是暴力形式的，尽管它们可以是暴力形式。我在个人生活中看到了这些循环正在发生。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这是美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拥有全美最严重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也有全美最高的人均债务和养老金缺口之一。我看到富人与穷人各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几乎不会互相关心，因为彼此接触很少。我通过接触我们社区中的富人，和我妻子为帮助弱势群体中失学高中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窥见两个群体的生活。我看到了穷人社区中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也看到了富人（在穷人眼中显得富有和奢靡）其实并不觉得自己富裕。我看到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困难而挣扎——富人困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子女教育等；穷人则为收入、食品、避免暴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而努力。
我看到这两个群体更容易对彼此持批判性、刻板印象的看法，倾向于相互厌恶，而不是将彼此视为同一个社区中应互助的成员。我看到由于这些刻板印象，以及富人认为自己并不富有，也不认为穷人值得他们的资助，导致互相帮助变得非常困难。我对未来感到担忧，因为现有状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我亲眼看到，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健康与财政冲击揭示了穷人社区的恶劣状况，并正在加剧可能引发“有毒组合”动态的财政差距。
平均数并不如受苦人数的数量及其所拥有的权力重要。
那些支持对整体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贸易、全球化、取代人力的技术进步，却没有考虑如果整体的利益分配无法让大多数人受益会发生什么，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整体本身也会因此处于危险之中。
若要实现和平与繁荣，社会必须具备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生产力。你认为我们今天有做到这一点吗？
历史表明，当政府破产时，为了提高能惠及多数人的生产力，有一条路径是有效的：重组和/或贬值足够多的既有债务及非债务义务。这在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是常见做法。虽然这种重组或贬值在当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减少债务负担，继而为重建创造条件。
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新创造的债务和货币必须被用于提升生产力、带来良好投资回报，而不是无条件地分发出去却无法带来生产或收入增长。若后者发生，这些货币将贬值至几乎失去购买力，政府或任何人都无法从中获益。
历史显示，把借来的钱用于能带来广泛生产力提升、投资回报率高于借款成本的项目，可以提升生活水平并偿还债务，因此这类政策是有效的。
如果用于融资债务的资金不足，中央银行印钞并作为最后贷款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这些资金被用于有足够回报、能够偿还债务的投资上。历史与逻辑都表明，对各个层次的教育（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和能够带来成果的科研进行良好投资非常有效。例如，大规模的教育和基础设施计划几乎总是取得成功，尽管这些投资见效通常需要较长时间。实际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便是通过举债融资，几乎是所有帝国崛起的关键要素，而这类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也总是帝国衰落的先兆。如果执行得当，这些干预措施完全可以抵消“毒性混合”效应。
“毒性混合”通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以下因素出现得越多短线配资平台，发生严重冲突（如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
颓废
在周期的早期，时间和金钱通常更多用于生产性事务；但在周期的后期，时间和金钱则更多地花在享乐上（例如豪华住宅、艺术品、珠宝和服饰等精致消费品）。这种现象始于第四阶段，当时这种支出被视为一种时尚；但到了第五阶段，它开始显得令人反感。通常，这种奢靡消费是通过举债来实现的，从而加剧了金融状况的恶化。与这种转变同时出现的心理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觉得自己赚来的钱理应可以自由支配，用来享受生活无可厚非；而穷人在忍受苦难的同时看到这种消费行为，则认为这是不公和自私的。除了激化社会怨恨，奢靡消费（与储蓄和投资相对）还会削弱生产力。
一个社会把钱花在哪里非常重要。如果是用于能够带来生产力和收入提升的投资项目，就会带来更好的未来；如果是用于不能提高生产力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未来则会恶化。
官僚主义
在内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义较低；而在周期后期，官僚主义高度膨胀，这使得做出理性且必要的决策变得更加困难。
这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事情趋于复杂化，最终甚至连一些显而易见的好事都无法推进——这往往需要通过革命性变革才能解决。在一个以法律和契约为基础的体系中，这种问题会尤为突出，因为法律本身可能成为推进显然有益之事的障碍。以下是一个我亲身接触的例子，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对此非常关心。
由于美国宪法未将教育列为联邦政府职责，因此教育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地方税收。虽然不同州之间有所不同，但通常富裕州中的富裕城市的孩子能接受到远比贫困州中贫困城市孩子更好的教育。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孩子应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现实却显然不公平且低效。然而，这种制度结构在政治体系中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能在不进行革命性改革的情况下改变。还有很多例子说明官僚主义妨碍了明智和有成效的行动，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一一列举。这在今天的美国，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
在混乱和不满中，常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个性、反精英并自称为“普通人而战”的领导者，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诉诸于那些认为自身关切未被精英阶层重视的普通民众。它通常出现在财富与机会差距扩大、国内外不同价值观被视为文化威胁，以及“体制精英”掌握权力却未能有效为大众谋福利的情境下。
当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愤怒时，民粹主义者便乘势上台。这些民粹主义者可以来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场往往远比中间派更为极端，且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绪。他们通常具有对抗性而非合作性，倾向于排他而非包容。这会导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无法调和的分歧而爆发激烈冲突。
他们主导的“革命”所呈现的极端程度不尽相同。近年，美国在2016年选举中特朗普的当选反映出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欢迎则体现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力。多个国家的政治运动中，民粹主义势头正在增强。
将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作为关键指标来观察。 民粹主义与极化现象越严重，一个国家越可能处于第五阶段，越接近内战与革命。在第五阶段，中间派成为少数；到第六阶段，中间派几乎不复存在。
阶级斗争
在第五阶段，阶级斗争会加剧。这是因为，在困境和冲突加剧的时期，人们更倾向于以刻板印象将他人归类为某一阶级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五阶段，这种现象开始明显加剧；到了第六阶段，则可能演变为极端危险的局面。
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特征，并在第六阶段进一步恶化的，是对其他阶级的“妖魔化”，这通常导致某一或数个阶级成为替罪羊，被普遍认定为问题的根源。结果便是排斥、监禁，甚至消灭这些阶级成员的冲动，这种情况会在第六阶段出现。种族、民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在社会经济压力下被妖魔化。
“妖魔化”与“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险的现象，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
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分裂、情绪化和政治化，由媒体歪曲和宣传导致的信息失真使人们愈发难以辨别真相。
在第五阶段，交战各方往往与媒体合作，操纵公众情绪以获取支持、打击对手。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与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体人与右翼政治力量联手，在“肮脏的战斗”中互相攻讦。媒体变得像义警一样肆无忌惮：人们经常在没有法院审判的情况下被媒体“定罪”，生活被彻底摧毁。
在一战和二战期间，英国这个民主国家也设立了“新闻部”来发布政府宣传。顺从政府宣传需求的主流媒体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则被抨击和边缘化。革命者也同样在各种出版物中歪曲事实。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者经营的报纸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这些革命者掌权后又在“恐怖统治”期间封杀持不同政见的报纸。
在财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时期，揭露精英阶层的故事在媒体中尤为受欢迎且具有商业价值——尤其是右翼媒体攻击左派精英、左翼媒体抨击右翼精英的内容。历史显示，这种活动的大规模增加是第五阶段的典型问题，而当媒体的舆论能力叠加其他惩罚手段时，媒体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武器。
这一现象在当前已经广泛被认知。传统和社交媒体的“可信度”已跌至我们有生以来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项2019年盖洛普民调显示，仅有13%的美国受访者对媒体“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点”或“很信任”媒体。这一数字在1976年曾高达72%。这不仅是边缘媒体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体和整个社会的问题。就连曾被视为新闻诚信典范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经历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
除了政治动机外，在当前媒体行业财务状况紧张的背景下，耸人听闻的故事也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我接触的大多数媒体人士都与我有相同的担忧，尽管他们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这些看法。
这种动态正在阻碍言论自由，因为人们担心自己会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中被故意扭曲和攻击，从而不敢开口。
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如今也因惧怕媒体而不愿公开发声或参选公职。由于几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会遭到抨击，我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在公众面前高调、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人很危险，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长操控媒体的极端分子的人。这类问题虽然鲜少在公众场合被谈及，却在私下频繁被讨论。
例如，我不久前与一位曾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退役将军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问他最热衷的是什么，他说：“当然是帮助我的国家。”当我问他是否愿意竞选公职时，他回答说，尽管他愿意为国家牺牲生命，但他无法忍受敌人通过媒体和社交平台编造谎言来伤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这样的将军，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应当被社会聆听的人，现在都害怕公开讲话，因为他们担心被极端分子攻击，而这种攻击会通过耸动的媒体被放大。
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公开谈论本书中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说这样做很可能会被人“媒体围剿”。我认为他们也许说得没错，但我不会因此而沉默。
规则被抛弃，赤裸的斗争开始
当人们为之激情澎湃的“诉求”比维护决策体系本身更重要时，这个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规则和法律只有在两个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一是它们必须极其清晰，二是大多数人必须足够重视在规则体系内协作、愿意妥协以使体系良好运作。
若这两个条件都未能达成，法律体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对立的各方不愿以理性方式彼此沟通，不愿为了集体福祉而做出让步（即放弃自己通过斗争可能获得的利益），那么就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内战，考验相关各方的力量对比。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成为游戏规则，“不择手段”成为常态。在第五阶段的后期，人们不再讲理，而是彻底被情绪主导。
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目标时，不道德的斗争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不断升级。当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却没人能达成共识时，整个系统便濒临内战或革命的边缘。
这种局面通常会以几种方式表现出来：
在第五阶段后期，控制权在手的人往往会将法律与警察系统当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组织也会兴起——比如打人夺财的流氓团伙，或者保护富人免受这些威胁的保镖力量。 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数量明显上升，且愈发趋于暴力化。当广泛的不满在社会中爆发，且当权者放任其蔓延时，最终可能演变为暴乱；而一旦他们试图强力压制，局势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积累至高潮，最终触发暴力冲突，这也标志着正式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为“内战期”的阶段，我称之为“大周期”中的第六阶段。这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
当你犹豫不决时，就离开——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就应趁还能走的时候尽早离开。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第五阶段的晚期。历史表明，当局势恶化时，想要离开的人往往会发现“大门已经关闭”。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投资和资金流动，在这种时期，国家往往会实施资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
从第五阶段（即财务状况极其糟糕，内外冲突激烈）过渡到第六阶段（即进入内战）的关键点，是社会中解决分歧的体系从“还能运作”变成“彻底失灵”。换句话说，就是系统崩溃到无法修复，人们开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领导层已失控。
可以想象，彻底破坏一个体系/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的，比在原有体系内进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难得多。虽然破坏体系会带来更多创伤，但它未必比继续在原有体系中运作更差。
决定是否保留并修复一个运行不良的旧体系，或是彻底废除它并另起炉灶，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这个“旧体系”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时更是如此。但这种情况终究还是会发生，而且多数时候是出于情绪推动而非理性思考。
当一个国家处于第五阶段（如当前的美国），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体系还能承受多大压力而不至于崩溃？
“一人一票”的民主过程存在缺陷，即选民通常并不会像企业选高管那样仔细评估候选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气左右。历史也表明，在剧烈冲突时期，民主容易崩溃。
民主制度要求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妥协，这意味着观点对立的人必须在体系内有效合作。这虽保障了各大群体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员观点分歧甚大的大委员会一样，其决策效率极低。
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是其决策过程可能变得支离破碎、充满敌意，导致治理失效、结果恶劣，最终引发由民粹主义强人领导的革命——这些强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领导的大众。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历史显示，在严重冲突时期，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州）之间关于权力划分的冲突。这种现象在当今美国尚不明显，但一旦出现，将标志着社会进一步向第六阶段演进。
民主崩溃的案例实在太多，难以一一探讨。我虽然研究过其中一些案例并观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这里也不会展开详述。不过我可以说，当第五阶段的各种因素被推向极端时——尤其是糟糕的财政状况、社会奢靡、内乱和外患等，就会形成一个功能紊乱的局面，进而引发由强人领导的权力争夺。
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罗马共和国解体、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及20世纪20-30年代转向右翼独裁（法西斯主义）以恢复秩序的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
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以取得最佳效果。 第五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可能通向内战/革命，另一条则可能通向和平与（理想状态下的）繁荣共处。显然，和平繁荣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难实现的路径。
这条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和平缔造者”，他必须竭力团结国家，包括主动接触对立方，将他们纳入决策过程，并以一种多数人认为公平且运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会秩序（即高度生产性、惠及多数人的新秩序）。历史上这种领导者极为罕见，我们唯有祈祷其出现。
第二种则是“强有力的战斗者”，他具备带领国家穿越内战/革命烈焰的能力。
第六阶段：当内战爆发时
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像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内战后所做的那样，盲目假设“这在我们这儿不会发生”，不如保持警惕，关注那些能表明其临近的标志。
上一节我们探讨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内发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节则聚焦于几乎总是暴力性的内战和革命——它们推翻旧有秩序，并建立新的体制。我本可以研究无数实例来理解其运作方式，但最终我选取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29个案例。
我将这些案例分为两类：一类是导致体制或政权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类是虽然爆发了激烈内战但未能推翻体制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极其血腥的战争，但它未能彻底推翻当时的国家制度，因此归类为第二组。尽管这种分类不够精确，但我们不应因追求精准而阻碍我们识别原本无法看见的模式。大多数冲突基本符合本节所描述的典型路径，尽管也有例外。
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从而彻底改变内部秩序。
这类变革通常伴随着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结构、金融所有权以及政治决策体系的全面重建。这些改变是对原有制度无法内部解决的根本性问题的自然回应。几乎所有制度最终都会面临这种挑战。
这是因为，几乎所有制度都会让某些阶级受益而让另一些阶级受损，而当这种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变得无法忍受时，就会爆发斗争，以决定未来的方向。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极端扩大，并叠加经济困境，导致体制对大多数人而言无法运作时，民众就会奋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
经济上最受打击的人群会试图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富裕阶层手中争夺更多财富与权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彻底改变体制，因此也自然会违反掌权者制定的法律。这类革命性变革通常通过暴力的内战实现，尽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且不必彻底推翻体制。
内战时期通常极为残酷。 战争初期可能还表现为相对有组织的权力斗争，但随着冲突与情绪升级，各方为胜利不择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级，远超第五阶段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精英和中间派通常会逃亡、被监禁，或遭杀害。
这些内战是如何发生的？前文中我已经描述了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动态，正是它们推动社会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在这一阶段，所有这些动态都会极度强化。接下来我将继续说明。
内战与革命如何发生
如前所述，积累财富并伴随财富差距扩大的周期，最终会导致极少数人掌控极大比例的财富，而多数贫困群体则通过内战与革命推翻富人统治。这种情况的发生次数远超人们的想象。
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与革命将权力从右派转移到左派，但也有许多情况是将财富与权力从左派转移到右派。这类情况较少且表现方式不同，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陷入无序与无能状态、大多数民众渴望强有力领导、纪律和效率时。这些新体制，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之所以成败，原因相同：成功的关键是是否能实现广泛的经济繁荣；若不能，则失败。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长期趋势是总体财富和财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众的经济与健康状况改善）。在亲历“大周期”的某一阶段时，人们常会忽视这种宏观图景。
领导这些内战或革命的人，过去如此，现在亦然，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出身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极具个人魅力，擅长组织并领导强大高效的革命组织，推动变革。
虽然巨大的财富差距和经济困难通常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种不满叠加的结果。革命过程中，不同诉求的群体通常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但在胜利后，他们之间往往会因权力和政策分歧发生内斗。
如前所述，在内战/革命阶段，执政政府几乎总是面临严重的财政、信贷和购买力短缺。这种短缺促使政府寻求从富人手中掠夺资源，而富人则将资产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国家、外币、黄金等难以征税或不产生生产力的资产），这又促使政府实施资本管制，阻止这些外逃。
更糟的是，内部混乱会引来外部敌对势力的挑战。因为内战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与能力，吸引外国趁虚而入。这也是为什么内战与外战往往同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绪高涨、民粹主义者倾向于战斗、领导者发现对外冲突能团结国内民众，因而故意制造冲突，以及在极端匮乏中，为获取所需资源而更愿意对外发动战争。
几乎所有内战都伴随着外部势力干预，试图左右战争结果以谋取自身利益。
内战与革命的开端在发生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有置身其中时，人们才意识到。虽然历史学家会为其划定起止时间，但这些日期往往是人为设定的。
内战极其残暴，因为这是一场生死之争。 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队，中间派在刀光剑影中最容易出局。
在这种局势下，最适合成为领导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将领型人物”——他们既能聚拢支持，也能赢得各类战斗。由于斗争极为惨烈，他们也必须够强硬，愿意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
历史学家标注的“内战时期”通常只持续几年，并以掌控首都政府机构的一方为胜者。但如同开端模糊一样，战争的结束也往往不如历史记载那般清晰——战后争权仍可能持续多年。
尽管内战与革命代价惨重，但若改革得当，往往能为未来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础。内战或革命之后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战后的应对与重建方式。
结论
我对历史的研究告诉我，除了“演化”，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演化过程中存在着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环——潮起潮落，难以抵挡或逆转。要想应对这些变化，关键在于了解自己正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掌握应对这一阶段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应对方式也必须随之调整——换句话说，什么方式最优取决于所处的环境，而环境始终处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那些动态变化之中。
如果一个社会无法顺应变化，它终将走向衰亡。这就是为什么持续不断地改革、以适应变化才是最优之道。
判断一个体系优劣的标准非常简单：它是否能有效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这一点可以通过客观指标加以衡量，我们也确实正在并将继续这样做。
话虽如此，从历史中传递出最响亮、最明确的教训是：通过高效协作建立共赢关系、共同扩大并合理分配“蛋糕”，让大多数人都感到满意，比为财富与权力而内战、导致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报、也少得多的痛苦。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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